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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9-01-07 09:34)

  毕飞宇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。从1991年发表处女作到现在他已经写了近三十年,而从他写作起步算,这个时间还要大大提前。他得奖无数,长中短篇小说都获得过中国文学的最高奖。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说他是“一个刀光闪闪的家伙”,他可以“把一团乱麻清晰地讲述出来,精确流畅”。毕飞宇最著名的作品是写盲人的生存与内心的小说《推拿》,他的写作就像一束投射到现实世界的光,让读者清晰地看见或许不曾留意的幽暗之中的一切。

  人物小传:

  毕飞宇:1964年生于江苏,代表作有《哺乳期的女人》,中篇小说《青衣》《玉米》,长篇小说《平原》《推拿》,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。作品被译介到海外。 

《写作是投射到现实世界的一束温暖的光——访毕飞宇》

文丨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程青

  《瞭望》:1994年你写了短篇小说《哺乳期的女人》,当年就获得多种文学奖,并在1997年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,作为一个小说家可谓出手不凡,你是怎样捕捉到小男孩旺旺这个人物形象的? 

  毕飞宇:实际上我是一个对思想潮流很敏感的人,读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。1994年,中国离所谓的现代化还很遥远,而在西方,反思现代化却早就开始了。我很感谢那个时代的《读书》,它帮助我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心理习惯,那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伴随着反思。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大踏步地走在现代化的路上,但是,如何现代化?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借鉴什么?避免什么?这个是我很关心的。《哺乳期的女人》的写作动机完全是一个意外,那就是我在一个小镇上问路,一路上,我只能遇上孩子和老人,没有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人。我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地上感受一种异样的现实,也就是“空镇”。虽说“空镇”“空村”“空巢”这些概念当时在我们的语汇里还没有出现,但是,对一个30岁的年轻人来说,它是触目惊心的。对我来说,我用不着去捕捉,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,我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看见三个人物:一个小男孩,也就是旺旺,一个鳏居的爷爷,还有一个回家生孩子的少妇,他们处在一个封闭而又空洞的现实之中,这就是一个小说家的直觉。事实上,对未来的中国而言,他们不是“人”,而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有这样一个心理趋势,我们关注社会,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,我们总是在小处看,在大处想。 

  《瞭望》: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,通过写作你发现或者说悟到了什么? 

  毕飞宇:何时开始写作,这个说来话长,首先要看是什么意义上的写作。如果从产生写作的愿望算起,我七八岁就开始写作了。我父母是教师,那时候我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拿着铁钉在操场和土基墙上胡乱地书写。我书写的愿望是那样地蓬勃,许多字都不会写,村子里却到处都是我的字,当然还有句子,具体的内容记不得了,只记得我受到了父亲的训斥,他担心我写出什么不好的东西。我的父亲是因为语言倒霉的,所以,他对我的语言表达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。可我的书写像野草一样,他哪里拦得住?到了高中我就开始投稿,当然,一个字也没有发表过。我的退稿被语文老师发现了,他告诉了我父亲。那时我就发现要写作很难,写作其实就是抗争。1983年,我的写作终于有了阳光——我开始写诗,成了扬州师范学院的校园诗人,带着一帮师兄和师姐,我们办诗社,还出诗刊,刊物的名字叫《流萤》,这份刊物到现在都在。真正意义上的写作,也就是想做小说家的写作,始于1987年的秋天,那时候我大学毕业了,知道自己成不了诗人,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小说家。 

  写作对我的帮助是无与伦比的。首先是改变了对语言的认知。我所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——语言是工具。然而写作让我知道了语言不是工具,它是本质。所谓对自己的精神负责,就是对自己的语言负责,反过来也一样。一个小说家拥有语言,就是拥有生命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与其说我在使用语言写作,不如说写作是在捍卫我所使用的语言。 

  《瞭望》:在《哺乳期的女人》前后你写了《是谁在深夜说话》《雨天的棉花糖》,2000年之后写出了影响很大的《青衣》,随后又写出了《玉米》《玉秀》《玉秧》三个分量很重的中篇,请问这些小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?或者说,你心中有没有一个创作的主题,你一直着力在写的是什么? 

  毕飞宇:写作的人其实也混沌,他就那么懵懵懂懂地,仅仅依靠他近乎偏执的爱,他九死不悔的同情心,加上他未必招人喜爱的固执,一点一点往下写。时间久了,回头一看,他其实并不混沌,也不傻,他只是以己度人——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体谅别人。他是怎样对待自己的,他就怎样对待作品中的人物。你可以说他很自私,很自恋,其实,他的心也开放,关键是柔软。他希望自己多一点快乐,少一点疼痛,就因为这个基本的愿望,他成了一个有生活态度的人:希望别人多一点快乐,少一点疼痛。他讲理,他希望有地方讲理,实在不行,他就沉默,一个人沉思。我想说,一个作家不说话了,不是因为他被改变了,是因为他没变。 

  《瞭望》:你的小说屡屡获奖,从《哺乳期的女人》到《玉米》再到《推拿》,你的长中短篇小说分别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,你经历了怎样的探索和写作轨迹? 

  毕飞宇:我的写作历史没有任何特别之处,先写短篇,再写中篇,然后写长篇。这里头其实并没有次序上的逻辑,一个人完全可以先写长篇,然后再写短篇,专门写一种也可以。小说的短、中、长之间也不存在基础性的关系,我们可以说的只有擅长。我有些贪婪,希望自己更全面一些,我的短篇、中篇和长篇都有拿得出手的东西,这个可以自豪一下。因为实践的广泛性,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短篇、中篇和长篇不是一个篇幅的问题,不是同一个气球被吹成了不同的体量。它们是三个不同的东西,它们对同一个作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,你必须满足不同的要求才能把这三种东西完成好。把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写好,其中的艰难性是不同的。 

  《瞭望》:你的长篇小说《推拿》获得了茅盾文学奖,这是中国文学最高也是最大的奖项,你写了一个盲人的世界,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题材的选择,是什么触动你写一本关于盲人的生活与情感的书? 

  毕飞宇:《推拿》其实不在我的写作计划里头,当然,所谓的写作计划本身就有点可疑。写作有时候是约会,有时候是邂逅。无论如何,邂逅的强度与亢奋都是约会不可比拟的。 

  《推拿》里头有三类人,一类在地上,是农民性的,主人公王大夫就是这样。这一类人他们有一种卑微而务实的生活理想,这往往也是盲人生活的终极理想,他们想和健全人一样,自食其力,能这样就是最大的成功,这样的成功有一个标志,那就是进入主流社会;另一类在天上,小马就是这样。因为生理上的困扰,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大多带有冥想的性质,他们在骨子里更接近诗人或哲学家,他们所坚持的信念其实就是假象,他们热衷于假象,甚至沉迷于假象;还有一类就是沙复明这样的,说不好他们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,他们的脚踩在地上,脑袋却在云端里头。我想说的是,哪一种类型其实都不容易,即使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全人,其实也都不容易。 

  我在写《推拿》的时候非常着重一样东西,那就是爱。爱是脆弱的,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受到了莎士比亚的启发。莎士比亚非常重视人类的爱,但是,他悲观。他所呈现出来的爱有两种极为动人的形态:一种是罗密欧式的,罗密欧与朱丽叶很爱,他们的爱最终被外部的力量埋葬了,具体说,就是家族的或社会的仇恨。另一种则是奥赛罗式的,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也很爱,因为怀疑和忌妒,最终,不是外部的,而是他们内心的负面力量摧毁了自己的爱。我痴迷于悲剧,我也是那种具有悲观倾向的写作者。 

  想起在看娄烨改编《推拿》电影样片的时候,我看到一个镜头:恢复了视力的小马提着菜篮子回到他破烂不堪的住处,天很冷,他的女友小蛮正在那里洗头,热气腾腾的。小马站在过道里,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女人,小蛮知道他在看,却以为他看不见,小马则干脆闭上了眼睛,他闭着眼睛微笑。这个画面我的小说里头是没有的,但是,这个镜头让我确信了爱的存在,它破烂、困厄、错位、没有被精确地认知,但它就是在那儿,这个太动人了。我忍不住告诉娄烨,我希望电影用这个镜头做结尾——怎么拍电影是他的事,我其实是无权干涉的。感谢娄烨听了我的建议。这个镜头打动了无数的人,也为娄烨赢得了无穷多的掌声。 

  《瞭望》:你认为小说最动人的力量是什么?或者说,一个小说直指人心的东西是什么? 

  毕飞宇:当然是真,真实的真,真理的真。小说的终极价值就在求真,这是文学的宏观要求。对一个小说家来说,表现真实就是追求真理。 

  《瞭望》:写作中你有没有那些“灵感”和“顿悟”的时刻? 

  毕飞宇:这是有的。我始终觉得小说人物和作者之间存在一个反哺的关系。有时候,是作者哺育了小说人物,有时候,是小说人物哺育了作者。小说人物的命运有时候会给作家带来顿悟,作家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修正自己,这样的过程不会轻松,你会怀疑自己,尤其会怀疑自己所受到的教育。我的第一次怀疑来自《雨天的棉花糖》,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并不大,但是,它给我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。它让我确立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。那是1992年,我还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,在处理小说人物也就是“红豆”的命运。它不只是“故事的走向”那么简单,它不是“编故事”,它是有潜台词的——你到底希望生活在怎样的生命语境里头。这是文学,或者说严肃文学必须面对的题中之义。这篇小说我写了两遍,第一稿和第二稿的区别是巨大的。 

  另一个就是“玉秀”,《玉米》系列中的那个小说人物,和《雨天的棉花糖》一样,这部小说我也是写了两遍,第一稿,玉秀死了,第二稿,玉秀活下来了。活下来的玉秀给了我极大的帮助,它提升了我对小说的认知——一个作家的权力究竟有多大?当作家决定小说人物死去的时候,小说人物有没有求生的权利?从这个意义上说,作者也是小说里的人物,他参与了小说内部的社会生活,然而,他不是主宰,没有人可以主宰生活。 

  《瞭望》:你是如何构建自己的小说世界的?请谈谈你的生活积累和写作资源。 

  毕飞宇:中国的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,我自己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小说世界。在我们谈论现实主义的时候,有一个灵魂性的东西不应当被忽视,那就是作家的现实情怀。我们必须承认,现实主义是一回事,现实情怀则是另外的一回事。所谓的现实情怀就是求真。在我看来,一个作家,最可贵的东西就是现实情怀,他选择什么样的主义,换句话说,他擅长什么样的美学表达,反而是次要的。卡夫卡也好,加缪也好,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,但是,他们的作品里头有一种最大的真实,也就是真实的人类处境,真实到何种程度?我们做读者的都能够身临其境,都能够设身处地。我想说,他们都是具备了现实情怀的作家。现实情怀的具体体现在哪里?还是加缪说得好,那就是“紧紧盯着”,不是盯着看的意思,他说的是紧盯现实。 

  我敬仰有现实情怀的作家,同样要求和希望自己是一个具备了现实情怀的人,有没有做到呢?我不做结论,但是,我注重自己的现实情怀,这个是真的。 

 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?还是和小说的功能有关。小说的功能无非就是两个,第一,美学呈现,第二,认知价值。就认知价值而言,你辛辛苦苦写了一大堆的作品,后来的读者得到的只是一大串的谎言,这样的东西写它干什么?谎言和真实高度相似,这是谎言最为蛊惑人心的地方,但是,谎言有一个致命的缺陷,它扛不过时间,时间一到,它会暴毙。为了作品能够活下去,一个作家应当重视现实情怀。 

  我本人的生活经历基本是从校园到校园,没有太多的涉世经验,我可以说是书斋里的人,是在虚拟世界里成长起来的,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写作促进了我的生长和成熟。 

  《瞭望》:哪些作家或作品对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?并使你找到了自己的小说风格? 

  毕飞宇: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,我在思想上主要继承的还是启蒙主义的那一路。在呈现启蒙主义思想方面,我认为做得最好、最为完整的,反而是浪漫主义时代的雨果。在小说的表现手段方面,学得比较多的是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,当然,我也在提醒自己,不要过分陷入其中。 

  到了90年代后期,也就是35岁左右,我有了很大的变化,我说的是表现形式方面。我不虚荣了,不虚荣就不会赶时髦,这个“向后转走”是决定性的,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价值在我的身上体现出来了,在当时,这属于“落伍”的行为,甚至有点不可思议。还有一件事是想不到的,我突然爱上了《红楼梦》。回过头来看,是“向后转走”挽救了我,也成就了我。读者开始关注我,就是在这个时候。 

  《瞭望》:你写作中的华彩时刻是什么样的? 

  毕飞宇:个人觉得比较精彩的故事发生在我写《玉秀》的日子。我有一个习惯,每当来到书房的电脑面前,会把上衣脱下来,挂在椅子的靠背上。刚开始写的那几天,我清楚地记得挂的是夹克,突然有一天,发现挂上去的是羽绒服,我吓了一跳,手里的夹克怎么变成了羽绒服呢?一想,原来好几个月过去了,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。我站在椅子后面,幸福了很久,也伤感了很久,用今天的话来说,时间都去哪儿了?所幸的是小说完成了。 

  另一件事情就是写《平原》,写了三年七个月,终于,我把稿子发出去了,高兴得不得了,整个人都轻了,都飘了起来。几天之后,完全出于本能,我又来到了电脑前,打开电脑打算接着写,可突然想起来了,稿子已经寄出去了,《平原》已经和我彻底无关了,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冲了出来,心里难受极了。我没有女儿,但那个瞬间我体会到了父亲嫁女儿的心情。 

  《瞭望》:写作改变了你什么? 

  毕飞宇:要说有什么改变,似乎也没有,没有觉得我和过去有什么显著的变化。不过变化肯定也是有的,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一些东西。比方说,耐心。写作需要耐心,写作也培养耐心,因为写作的缘故,我现在非常有耐心。另一个就是提升了语言的辨别能力,每一个字落下来都要求自己做到精准。 

  《瞭望》:你在你的《小说课》中说:“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,在激励认知。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,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。”你怎么想起要写一本分析和讲解小说的书? 

  毕飞宇:说起《小说课》,我首先要说丁帆教授,他是我们南京大学的前辈了。他一直有一个宏大的计划,就是出一套书系,有关阅读的各个领域。 

  我的《小说课》只讲了一讲,丁帆教授就给我打来了电话,他让我把最终的讲稿交给他,后来就有了人文社的《大家读大家》这个系列。我认为《小说课》的价值在于,它填补了我们的一个空白,那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缝隙。做理论的人往往自己不实践,做实践的往往不重视理论。因为命运的安排,我在一把年纪的时候走到了这个缝隙的中间,就在这个缝隙里头吐了一点丝——《小说课》就是一个写作多年的人具备了一点理论素养,在实践和理论之间结了一个蜘蛛网,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。 

  《瞭望》:你现在的身份除了是作家还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,写作之外你是否承担教学工作?你还承担哪些社会工作? 

  毕飞宇:我在南京大学没有教学任务,所做的事情切口很小,就是带领年轻的大学生读小说,阅读小说可以提升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。 

  以前我一心写作几乎不参加社会活动,但是,这几年做得比较多一些。这是有缘故的,我的故乡兴化给我建了一个工作室,很大的一个院子,我的两位高中同学找到我,商量在那里建“小说沙龙”和图书馆——就成了现在的“广场书屋”。 

  “小说沙龙”一个季度做一次讨论,和南京的《雨花》杂志合作,我也参加。“广场书屋”每个周末都对外开放。兴化的中小学老师来做义工,在这里热起来的不只是文学,还有各个门类的义工。 

  对我来说文学就是一个梦,所以我对学生说,不要带着目的去做梦,而是要怀着热爱和情怀去投身文学。

来源:瞭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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