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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9-01-29 11:17)

  2月3日是我国著名作家老舍诞辰120周年的日子。研究过老舍的人,都觉出其与同代人不同的特殊性,可谓是不可重复的作家。其作品的生动和丰富,不仅令文学史家也令社会学家着迷。那些刻在旧影里的对老北京生活的描写,连带出无数朴素而美的灵光,不仅还原古城的声音、色彩,也显出众多生命景观,成为中国人精神印记的一部分。

  根系百姓 写活世态

  无论生活发生多大变化,地位有了怎样迁移,老舍从不忘记的是自己的出身。古城的天空广而大,他内心的爱却始终在百姓那里。梁实秋等人写北京的吃住,往往是带着书斋里的雅致,欣赏着古都。老舍属于胡同里的一员,一切生命似乎都与自己有关,哀于斯而又歌于斯,血管里流着黎民百姓的温度。他的小说与散文很少写皇宫、王府、皇家遗迹,而是心系城边的花草、四合院的老树、胡同的吆喝声,关注民间艺人、土屋、老墙根,在日常生活里看寒来暑往、生生死死。北京城向来是醒目的文学符号,自从有了老舍,百姓成了这里的主角,一唱就是近百年。

  老舍于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命运中,看出人间的底色和存在的冷暖,于曲折故事与纷繁人影里,折射出深刻人性。这一切,都以写实笔法完成。《月牙儿》刻画女子的际遇,《骆驼祥子》写出拉洋车的苦路,《鼓书艺人》点染流浪者的悲哀,后来的《茶馆》《正红旗下》日趋大气,有了时代景观的深远透视,背后是深切的精神关怀。因为是贴着百姓的心写作,环境、语气、神色,都活了起来。风景的逼真,人物的立体,画出世态一角,也像一幅长卷飘散着人间的烟火,老北京风俗最动人的部分就这样留存下来。

  老舍写百姓的生活是沉浸其间的,但有时候又能跳出来,对市民气与胡同里的烟云冷静观之,发现内在的问题。所以,一面是对于弱小者的慨叹,一面是鲁迅式的冷思和批判。这样就增加了思想的含金量。但他的思想不是概念式的,而是隐含在细节与结构中,且经历长久的内心咀嚼。

  萃取民间 推陈出新

  老舍评价文人品格,看重本色的存在。他礼赞鲁迅,就因为其思想里有对大众的关爱,他佩服老友罗常培的原因之一,也在于其学术有民间文学的背景,在文化研究中不低估谣俗的价值。他认为好的作家是有自己的本色的,比如巴金小说里纯洁的青年,他就喜欢,那里有青春的美好记忆。

  而要认识老舍的本色,齐白石的存在当是一个参照。汪曾祺回忆老舍的时候,说到这位京味儿作家对于齐白石的喜爱,注意到二者气质上的联系,这是重要的,而且涉及艺术根本的问题。这两个人在创作上独步艺坛的原因,大概就有底色的相近性,他们都于民间资源里找到属于自己、也属于民族的艺术表达方式。

  回望我们的艺术史,士大夫笔墨长期占据主要地位,在思维习惯与审美习惯上形成定式。五四新文化运动颠覆了这一传统,山野的气息来了,民间的声音多了,精神也溢出儒家的陈旧框子,飘出鲜活气息。像《骆驼祥子》在文坛的出现,就与传统文人遗绪没有什么关系,走的完全是一条新路。老舍与齐白石一样,远离台阁间的艺术,于阡陌野径里,拓出新的园地。那些被漠视的、细小的、司空见惯的存在,经由其笔,都获得多样的内涵。平淡背后,幽思散出;跌宕之中,爱意种种。在谣俗的美质中能够自成化境,不是人人能够做到的。

  走新路的过程,也是重新寻找精神参照的过程。一是不再简单拟古,被象牙塔的文字所牵引,而是从旧习中走出,赋予语言以新意;二是向百姓学习,向民间艺术求宝,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成为凝视的对象。他发现鼓词、相声、评书、琴书等曲艺形式有不少智慧,民间艺人世界暗藏有生命力的东西。自己也尝试以这些方式表达对生活的认识。抗战时期,他写了大量曲艺作品,《我怎样写通俗文艺》一文说到他一个不断重复的观点:“把旧的一套先学会,然后才能推陈出新。无论是旧戏,还是鼓词,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,可是它们也还都活着。我们来写,就是要给这些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,使他们进步,使他们对抗战发生作用……使新旧谐调,无论从字汇上,还是技巧上,都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。”

  这句话显示其审美本色。学习旧的,却不被其所囿,能够输进新鲜血液。他知道,推陈出新,方有艺术的突围。我们看他在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等作品里,充分运用戏曲元素,将之与西方话剧形式糅在一起,遂有了中国气派。老舍的这些经验,对于今人是不小的启示。京味儿小说要超越老舍,没有这样向各种民间文化学习的经验,恐怕总不会有大的成就。

  融贯中西 熔炼古今

  老舍说自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,没有新文化运动,就没有自己后来的道路。新文化运动打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,有了另一种表达的出现。但《新青年》周围的作家,多少还是有文人气的,使用的语言还是书面语为多。除了鲁迅对故土方言有所借用外,一般新作家对于士大夫之外的词语并不敏感。老舍出现在文坛的时候,不太顾及作家的流行语,一出手就是新的韵致,旧的表达不仅被渐渐扬弃,连新文学作家普遍使用的语言也被抑制了。

  那时候文坛风行的语言有多种,受翻译影响的新词语在作家那里比比皆是。北京一些学人的辞章还不免多一些绅士的影子,文章背后是浓浓的书斋气。老舍虽然既谙熟桐城派的辞章之路,也懂得英语,且有在域外任教经历,但绅士腔与士大夫腔均无,所运用的话语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来。他从俗语中建立新的美文的样式,看似大众口语,背后却有文言文的气韵。这种转换使辞章有了灵动之感。《正红旗下》写旧时光里的人与物,都是老百姓的感觉,土语里有美的韵致,选词用句颇为精心。句子与句子起伏多样,峰回路转间,妙趣横生。《正红旗下》让人想起《红楼梦》的气象,不是没有道理。

  老舍的作品以地域性而诱人,其实背后有很开阔的时空,是个有国际眼光的人物。有创见的作家,能够自如出入自己的园地。他常常以百姓眼光勾勒历史,也能从非故土的角度重返记忆。在漂泊异域时发现故土,又在故土认识世界。典型的例子是《二马》的写作,在英国创作的这部作品,有伦敦、巴黎几座城市的参照,北京城深层的意味就出来了。没有这种越境式的思考,审美的立体感无法建立起来。而在美国写《四世同堂》的时候,参照增多,结构中有西方小说的元素。土中有洋,洋中见土,气象也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。

  在《写与读》里,老舍说自己喜欢古希腊的悲剧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作品,对于康拉德与莫泊桑也颇多认同。“各派的小说,我都看到了一点,我有时候很想仿制。可是,由多读的关系,我知道模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。看吧,从古至今,那些能传久的作品,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,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,就是它们健康,崇高,真实”。他在自己的写作里,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境界,弥漫于纸上的是无尽慈悲。

  应当说,老舍给我们留下重要遗产,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,使新文学有了另一种可能性,也发展了地域文学的特色。世界性与本土性,写实性与超俗性,是差异性的元素,但在他那里却被调试成一体性的存在。因为根留在民众之中,阅世深而不世故,读人多而非木然,且以智慧的目光观万物之化,便获得一种独特品质。历史上,世俗主义很容易滑入庸俗主义之路,但老舍终止了这种滑落,他在大众世界播撒爱意的种子,并把那温情也献给寻路的人们。想到先生一生的非凡劳作,我们对于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。

  来源:人民日报 | 孙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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